英国“商人”与朝鲜王朝的首次交涉

——1832年英国人胡夏米赴朝通商考实

孙卫国

摘 要：1832年2月26日，东印度公司广东商馆职员林德赛受命化名为胡夏米并假称船主，以普鲁士籍传教士郭士立为翻译和医师，一行67人乘坐“阿美士德”号从澳门出发，经中国东南沿海，一路北上，到了山东威海卫。接着东行，到达朝鲜半岛，这是朝鲜王朝在本土首次正式接触的、前来要求通商的英国人。胡夏米致函朝鲜国王，要求自由贸易，未得回复。他们滞留一月无果离开，经琉球、台湾回到澳门。朝鲜王朝当即向清朝汇报事情原委，受到道光皇帝嘉奖。朝鲜王朝留下了第一手资料《英吉利国漂船记》，在朝鲜官方史书《承政院日记》与《朝鲜王朝实录》中，也记载了朝鲜君臣商讨如何处理这批洋人。在胡夏米的《“阿美士德”号货船来华经过报告》等书中，详细记载了他们与朝鲜官员的交涉。通过朝、英两方中英文史料的对照，既可以厘清事实真相，又能借此考察东西方在近代前夕交流的观感，为我们考察彼时东西方交流提供一个具体而微的实例。

关键词：胡夏米；郭士立；“阿美士德”号；韩英关系史；“问情”

1832年2月，英国东印度公司广东商馆职员林德赛（Hugh Hamilton Lindsay，1802—1881）受命化名胡夏米（Hoo Hea Mee）并冒充船主，以普鲁士籍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为翻译和医生，一行67人乘坐“阿美士德”号（Lord Amherst）从澳门出发，沿着中国东南沿海，由广东经福建、浙江、江苏到达山东威海卫，然后东行至朝鲜，再经琉球、台湾回程，最终于1833年9月回到澳门。这趟航行，历时一年七个月，被视为鸦片战争前中英交往里程碑式的一次航行，系英国殖民者为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之“五口通商张本”。中国学术界对此问题给予了较多关注，既有论文的专题研讨，又有各种近代史著作的高度重视，西方学术界也有一定关注。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胡夏米是朝鲜半岛首次正式接触的英国商人，但在韩国学术界则几乎未引起什么关注，在中国学术界的研究中，对于其朝鲜之行，亦鲜见涉猎。胡夏米的这次航行，可以说是其对当时整个东亚世界的一次探险，除中国大陆沿海外，其对朝鲜、琉球、中国台湾地区的考察，特别是对朝鲜的考察，理应受到重视，如此方能对其影响作出更为全面的评判。而将朝鲜、中国以及英国方面的相关资料进行对比考察，不仅能够更清晰地了解这一趟航行的情况，更能够弄清楚鸦片战争前夕东亚世界的特点，因而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故不揣浅陋，对此问题做一专题探讨，以丰富我们的认识。

▲林德赛 Hugh Hamilton Lindsay

▲郭士立 Karl_Friedrich_August_Gutzlaff

一、相关资料与胡夏米赴朝鲜之前的航行

有关“阿美士德”号船只航行的资料很多，既有英文资料，也有中文资料。首先就是由胡夏米和郭士立所写的英文报告Report of Proceedings on a Voyage to the Northern Ports of China in the Ship Lord Amherst（《“阿美士德”号货船来华经过报告》）和胡夏米的Letter to the Right Honourable Viscount Palmerston o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与巴麦尊勋爵论中英关系书》）。前者收录两个报告，分别是Mr. Lindsay’s Report（《胡夏米的报告》）和Rev. Mr. Gutzlaff’s Report（《郭士立的报告》），两个报告各有侧重点。胡夏米的报告完整记录了他们从澳门出发，经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一直到朝鲜、琉球的经过，及其与中国和朝鲜等国官员的交涉过程。郭士立中文很好，诚如他自言，他的报告是对胡夏米报告的重要补充，故他的报告重点补充说明胡夏米没有提及的问题。而《与巴麦尊勋爵论中英关系书》，乃1835年7月，胡夏米以这趟航行为基础，采用私人信件的方式，向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献计献策，提出其对中国、朝鲜等地的认知，怂恿英国使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后来，鸦片战争中，英军选择的进攻和登陆地点，多参考了他的建议。一定意义上，胡夏米此行，为后来的英国武力侵略中国做足了准备。

▲Report of Proceedings on a Voyage to the Northern Ports of China in the Ship Lord Amherst

而与此相关的中文档案资料，最重要的是许地山所编《达衷集：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史料》。1924年至1926年，许地山在英国牛津大学读硕士，他在牛津大学波德利安图书馆（Bodlien Library）抄得东印度公司在广东夷馆存放的旧函件及公文底稿。该书两卷，第一卷专门记录了胡夏米的“阿美士德”号船的航行资料，此书192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另外，蒋廷黻所编《筹办夷务始末补遗》一书收录了清朝沿海各省总督、巡抚等地方大员有关胡夏米活动的奏折，从中可见清廷的态度和处理办法。事实上，朝鲜也留下了丰富的汉文史料，不仅在《承政院日记》《朝鲜王朝实录》中记录了朝中讨论的经过，在蒋廷黻所编《筹办夷务始末补编》中也收录了朝鲜纯祖国王的奏折；在金景善的《燕辕直指》中，还有一篇题为《英吉利国漂船记》的文章，完整记录了朝鲜与胡夏米交涉的来龙去脉，其中包括胡夏米一行成员、船只等情况，这是其他资料未曾记录的，可以丰富我们对胡夏米此行的了解。

▲《燕辕直指·英吉利国漂船记》

胡夏米此行，东印度公司谋划已久，势在必行。道光十二年（1832）二月，驻广东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总管马加里班（Marjoribanks），决定派英船“Lord Amberst”即“阿美士德”号到中国广东以外的沿海口岸试航。诚如张德昌所言：“一、当时英国商人在广东官吏行政设施之下，感受重大的压迫；时有解放束缚，减少勒索，及要求公平贸易的呼声。二、不满中国向来以广东为唯一口岸通商之制度，求在中国其他口岸寻得通商根据地。”因为其有秘密侦查中国沿海之意，遂指令东印度公司广东商馆职员林德赛（Hugh Hamilton Lindsay）化名为胡夏米（Hoo Hea Mee）并冒充船主。

胡夏米1820年来到中国，担任东印度公司货物管理员，彼时，其父休·普瑞姆罗斯·林赛（Hugh Primrose Lindsay）担任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长。1830年，胡夏米在广东任东印度公司秘书。1832年，马加里班任命他统领船队，以普鲁士籍传教士、“中国通”郭士立（化名甲利）为翻译和医生。两位主要人物都以化名登场，更说明此行的神秘性，徐中约将之视为“秘密使行（The secret mission）”，倒也名副其实。而事实上，他们也确实负有特殊使命，主要是调查中国沿海重要港口情况，进行地形勘察，包括军事设施、当局管理、民风民情等，并寻求自由贸易，兼有商业调查、对外交往与军情刺探等多重目的。

1832年2月26日，胡夏米出发时，船上所带货物有223包，包括西洋布、棋子布、大呢、羽缎绡、钮子等物品。从中国官员所上奏折来看，他们对胡夏米一行的目的，其实并不十分清楚，即如道光十二年（1832）八月初五日，其时胡夏米已离开中国沿海去了朝鲜，两江总督陶澍奏折称：

该夷人胡夏米等，因在广东争占马［码］头被逐，不敢回国，是以由粵而闽、而浙、而江，直至山东，各沿海处所，往来游奕［弋］，无非希冀销售货物。经各省委员明白晓谕，伊等亦知例禁綦严，不准贸易，但恐该夷船尚有夹带违禁之鸦片、烟土等物，在于海口勾串奸商，哄诱居民，私相授受，此则贻害匪浅，不可不亟为查察，加以惩创。况该夷船从未过江浙海口，即宁波、上海各洋行，亦无与彼熟识之人，乃竟敢于到处停泊，投递禀词，恳求贸易，恐有汉奸从中指引，或代为主谋，皆所不免。

从中可见，陶澍以为胡夏米因为争占码头在广东被逐，又不敢回国，故北上寻求贸易。陶澍担心其夹带鸦片，怀疑其与中国商人勾结，但觉得其之前从未来过宁波、上海各洋行，应无熟识之人，他们的处理办法就是将其驱离了事。陶澍对其认知，可以作为当时中国沿海官员的代表，他们并不了解其调查水道、港口等情况是在为将来英军侵略作准备，以为胡夏米只是为了贸易。虽然他们都不愿意接纳胡夏米一行入港登陆，但只要不在其管辖范围，就不再关心其去处。

胡夏米一行于1832年2月26日从澳门出发，到7月16日将近五个月的时间，一直在中国沿海游弋，不管刮风下雨，始终不停地从南往北航行。7月16日，他们从山东威海卫出发东行，往朝鲜半岛方向驶去，7月17日抵达朝鲜洪州附近的古今岛，直到8月17日才离开。胡夏米一行在朝鲜半岛足足滞留了一个月，也系朝鲜王朝与英国东来商人的首次接触，值得重视。

▲阿美士德号 Lord Amherst

二、胡夏米等与朝鲜官员之交涉

现以胡夏米的报告和朝鲜之《英吉利国漂船记》等相关材料为据，并结合其他相关资料，对胡夏米与朝鲜官员交涉等问题，略加梳理。两方材料既可以互相补正，又可以相互质疑，辅之以其他材料，将其交涉之情形尽可能揭示出来。

第一，“阿美士德”号到达朝鲜半岛的日期与目的。在胡夏米的报告中，详细叙述了他们抵达朝鲜半岛的经过。其题目是“Transactions in Chaou-seen，or Corea”，即“在朝鲜之交涉”。开篇如斯写道：17日上午十时，他们看见了朝鲜的领土。下午五时，胡夏米跟郭士立一道下了船，去寻找有关人员，希望了解他们到了什么地方。首先碰到一位在船上的渔民，给他写上了“Chang-shan Pung-shang”，他们给渔民一本书和一些狮子纽扣，渔民愉快地接受了，并给了他们几条鱼。随之发现一些其他渔民的住处，又碰到一些渔民，但无人懂汉字。7月18日（农历六月廿一日）黎明，胡夏米等登陆，不久即碰到朝鲜官员，有位小吏写道：“这里没有任何你们需要的东西，你们最好立即离开，北行三十里，会遇到衙门。”他们都用笔谈。不久，有一个人写道：“假如你们不立即离开，士兵会来逮捕你们。”“赶快走！不然你们的人生会发生巨大变化，肯定被处死！”郭士立写道：“你是谁？你有什么权力用这样无知的语言？假如你们的国王了解你们这样对待我们，作为他的朋友，一定会重重地惩罚你们！”这句话似乎吓到了他们。后来有200余人集结，见事情不妙，就退回来了，胡夏米觉得自己有刀和枪，可以进行自卫。大约经历了三四天，有一位叫作Teng-no的朝鲜官员受命前来，并让他们将船开进30里以外的一个港口，朝鲜地方官员正式跟他们接触。

▲Report of Proceedings on a Voyage to the Northern Ports of China in the Ship Lord Amherst，London：B. Fellowes，Ludgate Street，1833. p.215.

《英吉利国漂船记》中第一句话：“壬辰七月，英吉利国船漂到洪州不毛岛后洋，引泊于古代岛前港。”此文记载胡夏米到达朝鲜是七月。在朝鲜给清朝咨文中，如斯介绍道：

道光十二年七月初四日，据公忠道观察使洪羲瑾、水使李载亨鳞次驰启，备水军虞候金莹绶、洪州牧使李敏会呈称：本年六月二十六日酉时量，异样船一只到泊于本州古代岛安港，闻甚惊骇。就差译学吴继淳、该地方官洪州牧使李敏会、水军虞候金莹绶，驰诣船泊处，眼同问情。语言不通，替用文字，详诘来由……

这篇咨文给出具体日期是六月二十六日，这都是农历日期。而胡夏米的报告记载，他们于阳历7月17日上午就发现了朝鲜半岛，这天阴历是六月二十日，胡夏米的记载应该是最准确的。六天后，朝鲜地方官员才得到汇报，并派遣官员前往查问。《英吉利国漂船记》说“阿美士德”号是遭风漂到朝鲜洪州不毛岛，因为朝鲜半岛经常会碰到遭遇台风漂来的外国船只，既有中国船，也有日本船，但鲜见西洋船只。这条英国船，是真的遭遇台风漂过去的，还是他们故意开赴朝鲜的，是一个值得仔细考察的问题。在胡夏米的报告中，清楚地记载了他们去朝鲜并不是因为台风的缘故，而是早就计划好的航行。他们就是想从中国沿海，直接前往朝鲜，并希图能够跟朝鲜王国建立贸易关系。《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中也记录了这件事，其曰：“纯庙三十二年壬辰，英吉利国船来泊湖西洪州牧古代岛前。问其来由，则专到立设谊交易，我们洋布、大呢、羽毛、硝、玻璃器、时辰表等，买贵国金、银、铜、大黄等药材并他货，看见中意的所物云云。”

▲《承政院日记》的相关记载

可见，胡夏米一行到朝鲜来，就是要和朝鲜建立贸易关系。他们根本就不是遭遇风暴而漂到朝鲜来，而是有目的、有计划地主动航行到了朝鲜。胡夏米在即将抵达朝鲜半岛之前，给朝鲜国王写了一封信，表明“因公贸易设约，只到此，上奉贵国大王千岁阶下文书”。此外还向相关官员说明，“立设谊交易。且此礼物载船，写货单，将文书上奉大官爷，转奏大王千岁阶下，只候批回”，关于贸易物品，“我们羊布、大呢、羽毛、硝、玻璃器、时辰表等货。要买贵国金、银、铜、大黄药材，并他样货物，听我看见中意”。可见这趟航行，就是希望和朝鲜国建立贸易。在洪羲瑾上奏国王的启文中，更为清楚地记载了其货物种类及数量：“船载物货，玻璃器五百，硝一千担，火石二十担，花布五十匹，刀子一百，剪子一百，蜡烛二十担，灯台三十，灯笼四十，钮一万余，腰刀六十，并价银八万。”很明显，胡夏米一行来朝鲜，就是希望开展贸易。

第二，通过盘问，朝鲜试图弄清楚英吉利国的一些情况。在《英吉利国漂船记》中，详细记录了他们盘问的一些问题和得到的回答。例如问是否有小英吉利，故而称大英吉利？英国国王是谁？是否对大清称臣纳贡？朝鲜官员得到了相应的回答，尤其是对是否向大清称臣一事，其答曰：“大清人到我国，我国人到大清交易。两国均大，均权势，不进贡”，“钦差从本国上北京，不叩头阶下”。这表明他们认为大英帝国跟大清是平起平坐的两个国家，并不是向清朝朝贡的藩属国。这也是胡夏米在中国沿海向大清官员表明的一种态度，因而不为清朝官员所欢迎。在他看来，既然是贸易，就希望建立一种平等的交往模式。

询问胡夏米这趟航行路线，胡夏米并未说其是从澳门出发的，而是说从英吉利到朝鲜的航线，经过四个大国：“有大小国。小国难详，而大国一为法兰（法国），二为品松（普鲁士），三为鹅罗斯，四为奥地里亚（奥地利）。”从英国到朝鲜水路有七万里。是二月二十日出发的，六月二十七日抵达朝鲜洪州，接近朝鲜时，经过长山岛、鹿岛、东小岛。朝鲜官员对这条船的情况，有多少人、姓甚名谁、居住地在何方、船的构造等情况也都一一问明白。还特别问清了其所带兵器，“环刀三十、铳三十五、枪二十四、大炮八”。这里鸟铳、火枪、大炮都有，表明尽管这条船并非兵船，但也是一条有武装的船只。

第三，在《英吉利国漂船记》文中，附上了胡夏米给李敏会的文书及礼单。内容如下：

大英国船主胡夏米敬禀于水军节度使李大人，现在英吉利国船到此，有文书并微献土宜，奉上朝鲜国大王殿。兹恳差官员前来，接引我们，以便奉文达奏朝廷，威德不浅。壬辰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胡夏米着标，其下踏红印章。已上，彼人片札。

上献微物，伏望大王千岁阶下赐恩，勿为遐弃。惜无奇珍宝玩，堪奉上圣览，惟是伸谨敬之意，并以见本地船载货之样子而已矣。已上，彼人奏文。

大呢，红色一匹、青色一匹、黑色一匹、葡萄色一匹。羽毛，红色一匹、青色一匹、葡萄色一匹、棕色一匹、黄色一匹。羊布十四匹。杂物：千里镜二介、玻瓈器六件、花金钿叩六排，本国道里书二十六种。已上，彼人礼物都录。

可见，英国人作了充分准备，在准备登陆朝鲜半岛的7月18日，胡夏米还特地给朝鲜国王写了一封信，在他的报告中，全文记载了此信，而在朝鲜史料中，虽有提及，但没有全文记录。胡夏米对一路上的情况也调查得很清楚，就是希望能够跟朝鲜建立贸易关系。朝鲜此前完全没有跟英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去跟英国人做生意，地方官员当即上奏朝鲜王廷，朝鲜国王纯祖马上将情况禀报清朝道光皇帝。道光皇帝早就了解了这支船队的情况，因为清朝地方官员早就上报了从二月二十日开始胡夏米一行从澳门出发，并在中国沿海一路北上的行程及情况。接到朝鲜国王的奏疏，方知其又到朝鲜去了。

▲十九世纪西方绘制的朝鲜海域图

三、朝鲜史料所见胡夏米一行人员与船舶情况

朝鲜有关胡夏米一行的史料虽不多，但有特殊价值，因为无论是胡夏米和郭士立的报告，还是许地山所编之《达衷集》以及中方的有关材料，尽管对于胡夏米一行之行动以及交流的信函等多有记录，但对于这个船队的人员、船队情况，甚少提及，而朝鲜方面的材料，有十分详细的记录，呈现了胡夏米使团的更多细节。

关于使团人员情况，胡夏米一行，中方史料说有78人，但并没有将每个人的名字等信息记录下来；朝鲜史料记载其只有67人，将其姓名、年岁、居住地、在船上职位等都清楚地记载了下来，因为朝鲜王朝对外来者有“问情”的要求。纯祖三十二年（1832）七月六日，金裕宪因为备边司之言而向国王说道：“即见公忠监司洪羲瑾状启，则以为洪州地方不毛岛后泮，漂到异国船一只，云是英吉利国人，而问情一时为急，问情译官下送事，请令庙堂禀处矣。彼人问情，事系时急，解事译官一人，各别择差，炅火下送之意，分付该院，何如？”得到批准。朝鲜有“问情”一节，乃是遇到外国人员，都会进行详细的询问调查，将其相关信息记载下来，也正因如此，留下了胡夏米一行人员的详细记录。

在胡夏米的报告中也提到：“他们问了无数的问题，即如：我们从哪儿来？我们的目的何在？我们的家乡有多远？我们家乡有多少居民？各种各样的问题问讯。但问到我提交的信函是否官方事务，我肯定地认为是，于是我写道：‘我们来这儿的目的就是跟贵国做生意，这是一艘官船，信函也是官方的。’问讯一直持续到几乎半夜，全都记在纸上。”两方材料都印证了朝鲜的问讯情况，胡夏米一行人员的有关情况就这样被记录下来。

▲《英吉利国漂船记》所载之“阿美士德”号船员

根据朝鲜方面的资料，对船上67人情况列表如次：

从上表可知，此段对话中说67人，以《朝鲜纯祖实录·洪羲瑾状启》为据，上表中有61人，几乎都写出了名字。不过，其言有十人名陈舟，二十人名逊海，应该都是姓氏，表中的姓名，应该只是姓氏或者是假名，而非真正的名字。但即便如此，这些记录也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这支船队人员的认识。其居住地主要是两个：兰墩与忻都斯坦，也就是伦敦和印度。尽管这条船是英国船，但真正来自英国的只有9人，其余都是印度人。其中，年纪最大的59岁，最小的15岁。船上最重要的官员都是英国人，而伙计、水手、厨子等都是印度人，从人数上来说，大大超过了英国人。在一定程度上，这也体现了东印度公司内部人员的构成，即高层管理者是英国人，中下层职员都是印度人。记录中不仅载有他们的姓名，而且对其肤色、衣着、发式等都有详细的记载：

彼人容貌，或白如涂粉，或黑如漆墨；或全削头发，或削去百回，脑上少许发，一条编垂。所着衣服，或羊布，或猩毡，或三升。上衣则或周衣样，或狭䄂样，带以红缎。衫则团领右衽，以金团锤悬于合衽处。其䄂或广或狭，袴则似我国样，而或广或狭，或黑或白。有爵人衣服，纹缎鲜明。头着则子爵胡夏米，以青缎制如足道里，前饰黑角。其外或以红毡，或以黑三升，或为甘吐样，或为头掩达伊样，或如草织毡笠状，袜子或白左纱，或白三升造之，而背上无缝。鞋则以黑皮造之，如发莫（模）样。

此处所言“或白如涂粉，或黑如漆墨”，英国人系白人，就是“白如涂粉”；印度人系棕色人种，“黑如漆墨”虽有点过，但也不无道理。发式则有光头者，亦有只留一条发辫者。衣着布料，有羊布、猩毡、三升布，对衣服的样式也有相当细致的描写，这样就给我们呈现了一副相当鲜活的画面。

对于船只的情况，朝鲜史料也有细致的记录：首先是船的大小，“长三十把，广为六把”，宽度为长度的1/5，“把”系朝鲜的度量单位，《大典通编·户典》：“实积，一尺为把。”朝鲜之役期间，鲁认被日军俘虏押往日本，他记录当时日军之船“其长十余把，其广三四把”。“阿美士德”号较之那时日本船只长三倍，宽也几乎一倍。船体以杉木为主要材料制成，涂以油漆，钉以铜片。其内部构造也相当细致，船头为做饭处，船尾为居住仓，船中间还特别有“畜黑白羊、鸡、鸭、猪、犬”处。船主所居仓，有士兵把守警卫。这条船乃帆船，有前、中、后帆，“帆竹则前帆竹十九把，中帆竹二十二把，后帆竹十六把。前中后帆竹，各作三层、六层，如车轮状，而作鍮铁栏干”。另有汲水小船四只，悬于船尾左右，他们靠近岸边时，往往也是先放下小船，然后乘小船到达岸边。船上器皿都是琉璃，匙则系银制品，故以为此船“极华丽”。

可见，朝鲜“问情”一节，不仅将船员情况一一记录下来，且将“阿美士德”号船体的相关细节也记载得极为清晰，这些记述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胡夏米一行以及“阿美士德”号船只的认识。

▲阿美士德号邮票 Lord Amherst

四、朝鲜王廷对相关官员的处理与清廷之态度

从农历六月二十日胡夏米一行抵达洪州古今岛后洋，一直到七月十七日离开，胡夏米一行在朝鲜沿海几乎滞留一个月，给朝鲜王廷带来了很大震动。在胡夏米一行抵达朝鲜半岛一周以后，朝鲜地方官员才去“问情”，随后上奏朝鲜王廷，备边司商议处理办法。在胡夏米离开朝鲜半岛以后，朝鲜王廷再上奏清廷，汇报事情原委。这既是近代朝鲜与英国人交涉的首桩事件，也是在鸦片战争前夕，关涉到中朝关系的一桩外交事件。

事实上，在朝廷派遣问情官来之前，地方官吏已进行了“问情”，金裕宪曾以备边司名义上启曰：

即见公忠监司洪羲瑾状启，则枚举水虞候金莹绶、洪州牧使李敏会牒呈以为：洪州地古代岛引泊漂人，言语难通，以书问情，则乃是英吉利国人，要请设谊交易云。而所谓奏文及礼物，径先逢授者，揆以事体，万万失当。该水虞候及洪州牧使，为先罢黜，其罪状令收司禀处。而彼人所请，既系莫严之事，且是无前之例，请令庙堂禀处矣。今以问情辞意观之，似是该国商舶之自西南大洋转到者也。其云只要至此，非风所漂者，恐非实状。而至于奏文、礼物与设谊交易等事，非但相去绝远，彼情难测，揆以藩国事例，有不当与他国私交。以此事意，饬谕问情译官处，使之善为措辞，还给奏文与礼物等属，俾得趁即归去。而诸凡粮馔供馈之节，另饬道臣，从优款接，以示气远之意。当该水军虞候、洪州牧使之前后措处，俱未免错误，该道请罢，实合事宜。而目下边情，事系时急，自京差代，无以及期，论罢一款，姑为勿施，并令待罪举行，以待竣事后，禀处，何如？

从这一段史料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第一，备边司看到洪羲瑾的启文，了解了事情的原委，但对于胡夏米等所言“非风所漂者”表示质疑，不相信他们不是被台风刮到朝鲜的，因为像他们这样有意前来贸易的外国官商，实为少见。对于胡夏米等请求通商事宜，备边司以为，“而彼人所请，既系莫严之事，且是无前之例，请令庙堂禀处矣”，且“至于奏文、礼物与设谊交易等事，非但相去绝远，彼情难测，揆以藩国事例，有不当与他国私交”。既无先例可循，而作为藩国，又不可擅自与他国相交，故而提出将其奏文与礼物还给他们，并将他们放走。

▲十九世纪西方画作中的朝鲜人

第二，对于胡夏米所请求的物资补给，朝鲜则给予了从优满足。“诸凡粮馔供馈之节，另饬道臣，从优款接，以示气远之意。”因为有朝廷这样的指示，故而洪州地方官尽可能满足胡夏米物资补给的需求。在离开朝鲜半岛之前，胡夏米派出小舟登岸，向居民求购物品，“彼人书出粮、馔、蔬菜、鸡、猪等杂物单子一张而求请”。结果所获甚多，其中有：牛二头、猪四口、鸡八十只、咸鱼四担，各蔬菜二十斤、姜二十斤、葱头二十斤、蒜头二十斤、苦椒十斤、白纸五十卷、谷四担、麦面一担、蜜糖五十斤、酒一百斤、烟叶五十斤，可见是得到了充分的补给。因为他们来朝鲜的目的是请求通商，所以带来了给朝鲜国王的信函和礼物，但经多次推让，朝鲜官员不愿意接受，胡夏米等也不愿意收回，就此僵持着。临别之时，胡夏米索性令属下将其丢在岸边，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义。“至十七日酉时，潮水初落，则彼人辈一齐喧哗，绝去我船之继绳，举碇揭帆，直向西南间而去。”得到物资上的补给，留下奏文、礼物，朝鲜官员也并未阻拦，他们遂扬长而去。

第三，尽管洪州地方官员在接待胡夏米一行中举止失当，理应将其罢免，只是事情紧急，一时也无法从朝中找到合适的人选替代他们，姑且让他们戴罪行事，事后再慢慢算账。朝鲜备边司接到地方官员的汇报，上奏国王道：“此船必是海中诸国之行商者，而偶到我国地界，将此奏文礼物，以为尝试交易之计，计既不遂，彼亦不得不退去。而但其奏文礼物仍置者，殊涉讶惑。远人事情，虽难测度，在我处置，所当审慎，令问情官、译官等一一照数，坚加柜封，并与我人等处所给书册，而无遗收聚，同为封裹，留置于本州官库。公忠水使李载亨、虞候金莹绶、地方官洪州牧使李敏会，问情时举行之稽滞颠错之罪，请依道臣论勘，施以罢职之典。”朝鲜对于胡夏米等留下奏文、礼物，感觉很惊讶，于是指令将这些东西封存于当地官库，对于擅自接触这批英国人的朝鲜地方官员公忠水使李载亨、虞候金莹绶、地方官洪州牧使李敏会，以“问情时举行之稽滞颠错之罪”名，予以罢职处理，并得到批准。

七月十七日，胡夏米等已经离开了朝鲜半岛，十八日，徐箕淳上启，进一步讨论各地方官员的罪责：“洪州地古代岛引泊英吉利国人私书，当引无外交之义，据理还送，而受而留之，虽缘仓卒间未及周思之致，揆以边情，未免失当……而昨见问情译官手本，则彼人辈尚以奏文、礼物之封进为说，顿无退去之意云，此专由于问情官及水阃之，不能以事体义理自初防遏，以至奏文、礼物之逢授洞任，水营私书之传致捧留，俱未免举措转错故也。”关键是英使留下了文书及礼物，朝鲜官员没能退回与推脱，遂提议将公忠水使李载亨、洪州牧使李敏会、水虞候金莹绶，先行罢黜，且令该府“拿问”。将胡夏米等滞留海边不即刻离开归咎于接待他们的地方官员，因而提出要对他们进行惩罚，这得到了纯祖国王批准。

▲十九世纪西方画作中的朝鲜人

早在七月初十日，朝鲜王廷就决定将此事上禀清朝礼部：“（都提调金）履乔曰……第念此英吉利国，虽不在大国朝贡之列，以其所纳册子观之，闽、广等处地方之商船往来，岁不下六七十只云，则今此来泊我国之事情，或不无转通大国之虑，不可不自我国先发，以防后患。待漂船竣事后，令槐院枚举事实，撰出咨文，从便入送于礼部之意，预为分付。”得到国王批准。九月初二日，洪赫以承文院都提调意启曰：“英吉利国商舶漂到缘由咨文，才已撰出启下矣，正书安宝后，顺付于今番请历赍咨官之行”，也得到批准。遂令请历赍咨官顺便将此咨文送往清朝礼部。

咨文中，朝鲜先详细交代了事情的原委，最后说：“窃照舟车所通，懋迁有无，虽云有国之常事，藩臣无外交，关市讥异言，尤系守邦之彝典。小邦粗知义分，恪遵侯度。虽逐年互市之在例应行者，犹必待敕咨指挥。今此英吉利国地势夐绝，与小邦水路相距，不知为几万余里，而妄托交邻，强求市易，大非事理所宜，实出图虑之表。援据经法，终始牢塞，彼亦自知无辞，旋即回还。交易一款，今固无容更言，而事系边情，理宜具报，为此合行移咨，烦乞贵部照详咨内事理，转奏施行。”朝鲜向清朝表明，其并未答应英吉利使臣之要求，即便他们“妄托交邻，强求市易”，朝鲜还是“援据经法，终始牢塞”，表明其谨守藩国义务，未有半点逾矩之违误。

金景善一行到达黄家庄时，碰到了返回的朝鲜历咨使臣：“皇历赍咨官先来，过此来谒。取见手本，则皇帝以英吉利国事，处置得宜，大加褒谕，赍送赏缎八十匹。盖于本年六月，英吉利国船来泊于洪州，情迹殊叵测，至七月遇风即去。自庙堂为日后虑，历行奏闻，故有是云。”特别提及道光皇帝对于朝鲜处置这次英船事务相当满意，故而赏赐锦缎80匹。但《朝鲜王朝实录》中，记载赏赐锦缎数目并没有这么多。纯祖三十二年（1832）十二月二十五日，历咨官回来复命，带回清朝皇帝赏赐朝鲜国王“蟒缎二匹、闪缎二匹、锦缎二匹、素缎四匹、寿字缎二十匹”，备边司启言：“历咨官之回，皇褒之隆重，前所罕有。赏赉锦缎，尤为旷绝。”道光皇帝对朝鲜的应对办法很满意，故而对朝鲜国王赏赐甚丰，特予嘉奖。事实上，胡夏米这条船一直在中国沿海游弋，道光皇帝对中国沿海官员的做法似不大高兴，没想到朝鲜送来了他们的处置办法，令道光皇帝很满意，故赐予厚赏。

▲十九世纪西方画作中的朝鲜人

四、结语

尽管英国军舰曾多次在朝鲜沿海游弋，但胡夏米的“阿美士德”号则是首艘到朝鲜的英国商船，也是英国人首次主动向朝鲜国王提出自由贸易的要求。诚如郭士立所言：当时朝鲜或许是欧洲人了解最少的东方国家，他们的物产不明，语言不通。只有少量丹麦人和个别耶稣会士曾经到过朝鲜，偶有零星记述。刚开始时，朝鲜官民对他们表示出极大的不信任，但相处时间一长，朝鲜人与他们渐渐熟悉起来，甚至有朝鲜官员教给郭士立谚文字母的读音。但总体而言，朝鲜人很不希望他们接近其居住地，他们也深知朝鲜官员所受到的惩罚较之中国更为严厉。尽管这一趟航行对于胡夏米来说是无功而返，但他们留下了许多第一手资料，相当珍贵。

诚如上文提到，朝鲜方面也有许多珍贵的史料，记录了他们与英国人交往之经过，也反映出他们的某种心态。李圭景对于朝鲜当时的处理办法明确提出批评，指出英国人对朝鲜情况了如指掌，“察其情辞，则洞知我国风习者也。其言亦名正言顺，则亦明知道理者也”，“壬辰之叩款请市，却弊牢拒时，何不肆其悍毒，而帖然回舶，于今无闻耶？于此可知其日后无虑也”。当时像李圭景这样有后顾之忧的朝鲜官员并不多，他们更倾向于谨守职掌，将其驱离了事。地方官迅速向朝廷汇报，而朝鲜王廷尽快向宗主国清朝汇报，因为作为藩属国，原则上，朝鲜并无独自处理外交事务的权力。李圭景的担心并没有在朝鲜发生，而是发生在清朝，这就是八年之后的鸦片战争。因为在胡夏米看来，调查大清帝国沿海的情况，打开大清帝国的大门才是他此行的真正目的，而朝鲜只不过是他附带去考察的一个地方而已。

作者简介

孙卫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韩关系史、中国史学史、海外中国学。